西路军故事：开国中将饶子健忆红西路军余部抵达星星峡的经过

（编者按：本文摘自饶子健将军在其回忆录《从战士到将军的征程》中有关西路军从梨园口退入祁连山直至到达星星峡的经过。李先念同志对有关内容进行了审阅并题写了书名。文章中的我即指饶子健本人。）

1936年11月西路军成立的时候共有二万一千八百余人。在河西走廊受到回族军阀（马家军）绝对优势兵力的拦击、堵击、追击和围攻。而西路军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补给，特别是没有弹药补充。伤病员无法治疗和安置，孤军作战碰到的困难是无法用语言所能形容的，胜利自然也就是非常渺茫的了。

在敌人骑兵、步兵和炮兵绝对优势兵力的不断围攻下，经过古浪、山丹、高台、临泽、倪家营子等地的血战，西路军损失巨大，至1937年3月11日从倪家营子向西南突围进入祁连山，在梨园口受到敌骑兵跟踪追击，经过激烈战斗，3月14日到石窝时已不足三千人。

黄昏时分，西路军在石窝山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师以上干部参加）。会议的精神：为了缩小目标，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离开部队，回陕北去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深入山区游击。会议还决定把一些重伤员就地留下，派一部分同志护理照料。

以红三十军剩余人员为主约一千余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政委、程世才军长带领，到左翼大山里打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3月14日晚，左支队顶着茫茫的夜空，走进了渺无人烟的祁连山深处。

有一天，李先念政委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注：饶子健时任三十军八十八师参谋长），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随即写了个条子，让我到一支队（二六八团改编）当参谋长，一支队的队长是杨秀坤同志，政委是刘清南同志；曾日三同志任二支队政委。

3月下旬，一个朝霞绚丽的早晨，部队正要出发，李先念政委快步走来，高兴地对大家说：“好消息！我们的电台与党中央联系上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党中央还将派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到新疆接应我们哩！”

这个日夜盼望的喜讯，一下子吹散了心上的愁云，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大家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和力量。许多同志高兴得跳起好高，什么饥饿、疲劳全都丢到了脑后，抛到了九霄云外。部队里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干部战士的精神振奋起来了，长久没有看到的英姿又出现了。

部队在祁连山中饮冰卧雪，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扶伤带病，奋勇地向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到4月24日，左支队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到达甘肃西部的安西附近。

在一个叫十工村的地方，左支队突然遇到一个从安西城出来的人，说安西城只有几十个人员的民团，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左支队领导举行了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会上，对打不打安西城发生了分歧。李先念、李卓然等首长主张不打安西，保存力量，迅速挺进新疆；李特参谋长认为打下安西可以使部队补充、休整一下，而且城里敌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最多一个连，很好对付。争论到最后，还是决定打安西。

4月24日晚，攻打安西城的战斗开始了。我一支队攻城西南角，二支队攻城东北角。一接上火，城里的敌人就以猛烈的火力向我军射击。事后得知，敌人一个团是当天到达安西的。打了一夜，我们登城的部队一次次被敌人打下来。25日天快亮时，上级命令把部队撤退到王家围子。但城里的敌人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冲出城来，直扑我军阵地，把我们住的村子包围起来。我们组织火力把敌人阻住，待天黑以后寻找机会突围。

当天晚上，当敌人在我们反击下退回安西城的时候，我们急忙向北转移，整整跑了一夜，于26日天明时分到了白墩子。部队开始生火做饭，水还未烧开，后面沙漠里烟尘滚滚，一片黑压压的马家军骑兵又追上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并没有吓倒刚刚冲出绝境的红军战士。我们立即撤到村外的沙岭子上，利用被风吹成的一个个小沙堆，猛烈地向敌人骑兵射击。敌人没法从正面突破，就从两翼包抄过来，我们乘敌向两翼迂回包围的时机，在沙漠里边打边撤，于26日下午撤到白墩子西北五十华里的红柳园。

红柳园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骆驼站，站前有一条从戈壁滩穿过来的公路直通新疆，公路旁边的一根根电线杆由东南向西北延伸而去。

在红柳园周围的沙丘上，部队与敌人打了一个下午。战士手中的子弹快打光了，仅有的手榴弹也扔进了敌群，火力渐渐减弱。马匪骑兵冲破我军防线，把一、二支队分割开了。程世才军长组织了一些还有子弹的战士向敌人反冲击，并命令我带一个连在侧翼沙包上组织排子枪射击。敌人被打回去了。军首长命令部队：赶快顺电线杆子往西北撤。我仍带领战士用大刀、枪刺以及自制的长矛同反扑过来的敌人拼打，掩护军首长和其他同志转移。守到26日黄昏，我们且战且退，向戈壁滩深处转移。一支队政委刘清南的马也在混战中丢掉了，他看到我在这次战斗中从敌人手里夺来一匹灰马，就和我合骑这匹马。这时，被冲散的战友们相继凑到一块儿，但摸不清方向，找不到向导，更没有指北针，只知道电线是往新疆方向架设的，于是，就按照上级预告的概略方向，沿着电线杆子向西北方向跑。就这样，终于甩掉了追击的敌人。

荒漠的戈壁滩，都是灰色的沙砾，一望无际。这里气候变化剧烈，常常一日之内数变寒暑。夜里，从北方吹来的冷风，把我们冻得直打哆嗦；而白天烈日当空时，沙砾热得像火烤一样，灼得人们嘴唇干裂，却又找不到水喝，找不到一处荫凉的地方休息。由于当时敌情严重，大家只好冒着酷热或严寒，拼命地向西北方向奔跑。

当时，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冲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大家一边跑，一边招呼着被冲散的战友。慢慢地集合了十几个人。大家在戈壁滩上跑了一夜又一天，没有一粒米、一滴水下肚，每向前跨出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量，连马也不能行走了。

4月27日下午5点多钟光景，我们终于走出了荒漠的戈壁滩，到达甘肃、新疆两省交界的星星峡附近。星星峡是新疆的东大门，只要能够到达星星峡，就等于进了新疆的门，就意味着摆脱了甘肃马家军的追击，安全就有了保障。

当时，我们远远地看见前方山头上有两个哨兵在游动，但不知是新疆部队还是马家军？

我考虑到我的马从敌人手里夺来不久，还能跑路，就对大家说：“你们等一下，我先去看看！”说着，我翻身上马，一只手紧紧握着掖在腰里的盒子枪，两腿一夹，大灰马就向前方奔去。

我这次去侦察，具有较大的冒险性。我坐在马背上，心中暗自寻思：“就是自己牺牲了，也要给这些幸存的首长和战友们开辟通道，好让他们回到党中央身边！”当马跑到星星峡山口前面时，我放慢了步子，守卫山口的两个哨兵高声地喝问：

“哪一部分的？”

“中国工农红军！”我大声地回答。

哨兵听我这样一说，就向后面招了招手，喊道：“他们来了！”接着，从后面上来一个腰扎武装带的军官，后来知道他是新疆边务处驻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孝典。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连忙说：“你们辛苦了！”紧接着又问：“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来了没有？大部队在哪里？”我一一回答了他的提问。

说完，我向在后面的一支队队长杨秀坤、政委刘清南和原二六三团的营长曾玉良、教导员周纯麟以及李培基、石昌汉等同志招手，要他们前进。

星星峡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境内，和甘肃省安西相邻，是通西域的交通要冲，就是我们要到的地方，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

此时此刻，同志们欢呼啊！跳跃啊！人人长舒了一口气，我们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大家笑啊，叫啊，哭啊，互相拥抱啊，像是长久离开爹娘流浪在外的孩子回到了父母身边一样，温暖、激动、幸福的泪水满脸直流。大家互相对视一下，人人的衣服破烂不堪，斑斑血迹，走近一点，看见虱子一团团地蠕动，脚上穿的是自己用牛皮制作的“草鞋”，身上裹着两块羊皮，头发、胡子老长老长，脸上的灰尘污垢不知有多厚。

新疆友军招呼我们到房屋里休息，给我们端来热茶，送来洗脸水。大家已经很久没有洗脸了，一个人洗过后，盆里的水就浑浊得像酱油一样。

星星峡办事处属于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督办盛世才的边务处所属边卡哨所的一部分。那时盛世才和苏联友好，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我们党中央就通过共产国际、苏联出面进行了联系。王孝典主任亲切地说：“我们在这里已经等候好久了，真是天天盼、日日等，现在总算把你们等来了。”

我们到达星星峡时，西路军工委李卓然，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还没有到达，直到当晚还没有消息。我们先到的同志对此都很着急，尽管当时大家很疲惫，但依然休息不好。

第二天上午，我看李卓然、李先念等首长还没有到，就在同杨秀坤、周纯麟等同志商量后，向星星峡办事处提出寻找的建议。王孝典主任立即派出两辆汽车，车上插着红旗，带上饼干、罐头和水果，和我们一起寻找。考虑到首长们多数骑马，不可能走我们从红柳园沿电线杆子到星星峡的那条路，很可能走公路北侧的戈壁滩沙漠迂回，于是我们到戈壁滩沙漠中去寻找。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从红柳园突围后，走到公路北侧的戈壁滩沙漠去了。我们边走边四处张望，终于在离星星峡约三十里的地方找到了他们，把首长们一一接上汽车。这时我们都有说不出的高兴。至此，我们这支队伍在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领导下，转战四十多天，战胜了雪山、戈壁极端艰苦的环境，粉碎了敌人追击、堵截，终于脱离了险境，迎来了光明。

1937年4月底，西路军工委决定先在星星峡住几天，让同志们休息一下，同时等待一些失散的同志。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起先只有二三十人的队伍，慢慢地集合了四百二十余人。这是一批经过千锤百炼的红色种子啊！

但是，左等右盼，却总不见曾日三政委回来。我不断地追问二支队的同志，终于得知：他在红柳园战斗中，带领二支队坚守在阵地的前面。转移中，他的警卫员腿负重伤。曾政委看见了，立即跳下马，把警卫员扶上马，自己与战士们一起边走边打。黄昏突围时，因为没有马，他落在后面，被敌人围住，曾政委宁死不当俘虏，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回想起西渡黄河时，我们是一支二万一千八百余人的红军队伍，现在只剩下四百二十余人。我们红八十八师的营以上干部，只剩下周纯麟、姚运良、赵振风、陈德云、赵海峰、喻新华、杨秀坤和我，加上幸存的警卫员、通信员、炊事员，总共不到三十人。

193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飞来三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衣服和食品。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化名史平）和滕代远同志（化名李广）**带了四十辆汽车来星星峡接我们。见到党中央的代表，我们像是孩子偎依在久别的母亲的怀抱一样。接着，我们全体同志在星星峡附近的山窝里整队集合，听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首先代表党中央，向经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到达新疆的同志们表示慰问。他接着说：在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你们虽然只剩下几百人，但你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可以发展到几千、几万、几十万人，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你们都是经过千难万险锻炼出来的革命的宝贵财富，是多少黄金也买不到的！陈云同志还说，党中央对西路军的斗争始终很关心，想了很多办法来援救陷入困境的同志们。他要求大家把自己制作、使用的武器以及衣服、鞋袜等物品，一件不丢地保存起来，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下进行争取解放斗争的。

陈云同志充满革命激情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激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波涛。我不由地想起了西路军转战南北的悲壮历程，想起了董振堂、熊厚发、曾日三、钟立彬等无数倒下去的首长和战友。漫漫西征路，斑斑烈士血！在那特殊的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星星峡等候收集掉队失散人员期间，做了进迪化的各项准备工作：换发服装，补充弹药，擦拭武器。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换上了陈云、滕代远同志带来的新衣服、新帽子、新鞋袜。在换装时，大家不愿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经过讲清道理，才勉强戴上，并将原来帽子上的红五星摘下悄悄地保存起来。

5月4日，西路军余部四百二十余名指战员，全副武装，在陈云、滕代远同志的带领下，乘坐四十多辆汽车，离开星星峡，浩浩荡荡地向新疆的首府迪化进发。

在距哈密不远的途中，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怀有敌意，反对红军进疆，率一小队武装阻拦。坐在前面车上的刘清南同志，先晓以利害，见对方不听警告，指挥车上人员立即开枪予以痛击，当即击毙二人。尧乐博斯见势不妙，迅速逃跑，这伙反动分子后来逃往青海。

在排除反动分子尧乐博斯的阻挠后，我们在保持高度戒备的情况下，继续前进，经哈密、鄯善、吐鲁番、达坂城、柴窝堡等地，于7日到达迪化。

后注：红军长征和西路军时期饶子健任职情况：1934年10月任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二营营长；1936年7月任五军十三师三十九团参谋长，12月上旬任三十七团团长，同月下旬任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1937年1月底任三十军八十八师参谋长，3月中旬任西路军左支队一支队参谋长，5月抵新疆后任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参谋长，12月任总支队长，至1940年1月返回延安。

图文：饶江辉

责任编辑：薛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