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色之外，偏见之内——读赵晏彪《人心一叶障》有感

这篇评论与我的原文《人心一叶障》构成了“双声部合唱”：我用散文之笔拆解“一叶障目”的人心，邱克老师用音乐学之耳倾听“偏见内化”的路径。我们共同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人类最坚固的偏见，往往不是被论证出来的，而是在最动人的艺术中被悄悄唱出来的。邱克老师的文章指出：偏见不仅被“看见”，更被“听见”。

而“好”文章的终极标准，或许正是这种能力：让你读完忍不住回头，去审视自己耳朵里那些从未被追问过的“理所当然”。

——赵晏彪

音色之外，偏见之内

——读赵晏彪《人心一叶障》有感

邱　克

赵晏彪老师的散文《人心一叶障》，以乌鸦为镜，照见的是人类文明自我遮蔽的惯性。文章从跨文化的比较视野出发，梳理了乌鸦在东西方截然相反的象征命运：西方文明体系中黑暗、衰败与厄运的代名词，与华夏文明、特别是满族文化中神圣、孝顺与祥瑞的灵禽之间，构成了一道鲜明而耐人寻味的文化裂缝。文末的结语简洁有力——"真正幽暗的不是乌鸦的羽毛，而是那颗急于下结论的心"——将批判的矛头从乌鸦身上转向了人类自身的认知结构。

笔者长期从事音乐评论，阅读此文时，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西方音乐史中关于乌鸦的种种书写。某种意义上，这些音乐作品恰恰构成了赵晏彪老师文章最有力的旁证之一。

一、听觉的牢笼

在西方艺术音乐的传统中，乌鸦几乎从未以正面形象出现。它的"标准形象"，是通过反复的文化积淀逐渐固化下来的——而这一积淀过程，音乐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英国作曲家约瑟夫·霍尔布鲁克根据爱伦·坡同名诗作创作的交响诗《乌鸦》（The Raven, Op. 25）。爱伦·坡那首写于1845年的诗，以一只不断重复"永不复还"的渡鸦，将丧亲之痛与存在主义的绝望编织成语言的梦魇。霍尔布鲁克的管弦乐改编，以绵密沉郁的音响质地和低音弦乐的持续轰鸣，将这种绝望感推向更具肉身感的听觉现实。乌鸦的啼鸣，在这里早已不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声音，而是被悉心"作曲"为一种宿命宣判——无法逃脱、无从置疑。

赵晏彪老师所说的"世人以音色判吉凶，以羽色定善恶"，在这里得到了极好的印证。音乐作为一门最抽象、最难以语义化的艺术，在这里反而成为文化偏见最高效的传播媒介——因为它绕开了理性的辨析，直接触碰情绪。

类似的例证，在舒伯特《冬之旅》第十五首《乌鸦》中同样清晰可见。那只始终尾随流浪者的乌鸦，并非现实中的鸟类，而更像死亡的化身或命运的伴侣。歌曲最后，主人公甚至向它发出近乎绝望的询问："乌鸦啊，你是否要将我当作猎物？"它虽然不像爱伦·坡笔下那样阴森恐怖，却依然难以摆脱西方文化赋予乌鸦的宿命色彩。这种流浪者的绝望质问，恰恰是赵晏彪老师笔下那颗"急于下结论的心"的艺术投影。舒伯特用音符在19世纪的欧洲筑起了一道偏见的高墙，而墙内那只被误解的乌鸦，与赵晏彪老师在百余年后华夏土地上所瞩望、平反的那只灵禽，在历史的时空中构成了一场令人叹息的无声对望。

二、符号的代代相传

纵观浪漫主义时期的交响诗传统，凡涉及死亡、命运与黑暗的主题，作曲家们往往本能地调用一套固定的音响符号：那些沉闷如雷的低音铜管、听起来纠缠不决且充满危机的和声线索，以及迟迟得不到舒展和释放的音程撕扯。这套体系本身并没有必然与乌鸦挂钩，但当文学叙事（无论是爱伦·坡的诗，还是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乌鸦意象）为它贴上具体的标签之后，音乐就完成了一项危险的工作：它让偏见听起来像是真理，让人工建构的情绪联想获得了"天然"的音响依据。

更晚近的证据同样有力。1994年的电影《乌鸦》（The Crow），作曲家格雷姆·瑞维尔将管弦乐、中东音乐素材与工业摇滚熔于一炉，塑造了乌鸦作为"死而复生的复仇使者"这一反英雄形象。即便在现代流行文化中，乌鸦的形象有所重构，但它依然难以摆脱黑暗、死亡与超自然叙事的传统谱系。

赵晏彪老师说，这份偏见"披着文明的外衣，代代相传，却鲜有人追问一句：凭什么"。音乐史的案例告诉我们，这套传承机制的高效，部分原因恰恰在于它诉诸感性而非理性：没有人会在交响音乐会上，对着《乌鸦》交响诗举手质疑"为何沉闷的低音等于死亡"。众人在音响经验中悄然完成了文化偏见的内化，而对这一内化过程本身浑然不觉。

三、慈乌与信使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音乐中也存在对乌鸦意象的另类处理。在北欧神话音乐传统中，乌鸦（渡鸦）承担的是神圣的信使角色——北欧主神奥丁肩上的两只渡鸦"胡金"与"穆宁"（Huginn与Muninn，分别象征"思想"与"记忆"），在诸多以维京神话为主题的音乐创作中，被赋予了宏大的史诗感，甚至某种庄严的神性。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传统中的乌鸦形象，与赵晏彪老师文章所描述的华夏文明中乌鸦的孝道内涵，依然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北欧传统中的渡鸦，神圣但依然与死亡和战争的气场相连（奥丁本身便是战死者的主神）。真正将乌鸦与"反哺之恩"、与人伦温情直接挂钩的，迄今在西方音乐史中几乎找不到对应的文化资源。

这一空缺，可以从中西音乐思维的根本差异中得到解释。在西方音乐美学的传统里，自然界的声音被高度符号化：鸟鸣被定型为春天的喜悦，雷声被定型为上帝的密语，而乌鸦的啼鸣，自然而然地被嵌入了死亡与厄运的象征谱系。中国传统的听觉美学，却走着与此根本不同的路径。

《楚辞·天问》中对多种自然声音的一一追问，《诗经》中山水鸟鸣与人情互渗的书写方式，展示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听觉哲学：飞鸟、流水、风声，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与琴曲中，从不简单地被赋予单一的道德属性，而是展开为一种包容性的存在情感。于是，乌鸦的啼声，在中国的听觉美学里，天然地没有被定义为凶兆。白居易写下"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听者感受到的是孤苦与孝心，而非不祥。这种包容，正是赵晏彪老师所说的不以音色判吉凶的中国听觉传统的音乐表达。而东北地区源自满族萨满文化的神歌里，乌鸦的啼声更直接地连接着神灵与人的世界，斡旋着生命与死亡、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应，而非对应于某种固定的道德判断。

这与西方音乐中那种"强行给音色贴道德标签"的营造方式，构成了根本性的对照。此处的空缺，正是赵晏彪老师所说的那道"人心一叶障"最鲜明的音乐注脚。

四、结语

赵晏彪老师的文章之所以感人，在于它不止步于文化比较的学术趣味，而是将笔触落向了一种普遍的人性困境：人们往往不是在观察之后形成判断，而是在既有判断的基础上重新解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音乐史的视角为这一论断提供了额外的维度。相较于语言，音乐对偏见的强化更为隐蔽也更为深入：它不经论证便直达情感，它的"意义"在听众开口质疑之前便已完成传递。那些在西方音乐中为乌鸦量身定制的阴郁音响，从未宣布"乌鸦是凶兆"——它们只是让听众在感官层面确认了内心早已存在的偏见。

这恰恰是赵晏彪老师文末那道自问的音乐学版本：凭什么沉闷的低音等于悲剧？凭什么黑暗的音色等于死亡的预兆？这些问题，和"凭什么乌鸦的啼鸣等于厄运"一样，鲜少有人认真追问过。

作者：邱克，音乐人，男高音歌唱家。师从著名男中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施恒教授。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腾讯音乐人，QQ音乐入驻歌手。在《歌剧》、《音乐爱好者》等报刊杂志发表音乐论文等。

主编：钦泽

审核：薛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