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禅史遗珍 坚守史德本真——从张川耀发掘慈云寺荼毗的贡献说开去

文/武辉夏

在重庆南岸玄坛庙的长江之滨，慈云寺作为全国唯一僧尼合庙的千年丛林，承载着巴渝佛教文化与陪都历史的厚重记忆。年逾八十三的老报人、地方文史专家张川耀，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深耕重庆地方史二十多年，以“亲历、亲见、亲闻”为史学研究圭臬，于耄耋之年发掘考证慈云寺荼毗火化文化遗存，填补了重庆近代佛教仪轨与民间丧葬文化研究的空白，其学术贡献、文化价值与治学精神，为地方史学研究树立了榜样。

▲左起：武辉夏，王雨，吴文，许大立，張川耀。

一、发掘慈云寺荼毗：抢救濒危史迹，还原文史本真

慈云寺荼毗制度，是重庆近代佛教文化与民间社会生活交融的独特遗存，却因岁月侵蚀、文献散佚与时代变迁，长期湮没无闻。张川耀先生以南岸下浩土著的地缘优势及老报人的史料敏感，耗时多年走访考证，系统发掘慈云寺荼毗的历史脉络、仪轨细节与社会功能，其贡献兼具抢救性、补白性与实证性。

从史料抢救维度看，慈云寺荼毗遗存属于典型的民间活态史料，无正史记载，无官方档案留存，仅靠当事者口传心授存续，知情者寥寥。上世纪中后期，城市化推进与寺院修缮改造，使荼毗炉遗址、仪轨记录、当事人记忆等有价值史料濒临消亡。张川耀先生以“为城市存史、为母城留魂”的自觉，访寺院僧尼、家人、周边原住民及亲历者后代，抢救性记录澄静法师主持荼毗的仪式流程、火化炉的建筑形制、柏木柴焚化的传统规制等独家史实。其在《百年壮歌玄坛庙，历历往事耀千秋》一文中记载的“遗体以棉衾裹身，滑杆软抬入寺，登百步天梯至山顶，两座砖砌火化炉，柏木千斤为薪，法师运功让死者打坐安灵，遗体告别诵经引火”等细节，均为书上未载、世人不知的亲历第一手资料，填补了重庆近代佛教丧葬仪轨研究空白。

从文化还原维度看，张川耀的发掘厘清了慈云寺的双重文化属性：既是佛教丛林的宗教仪轨，又是重庆民间丧葬文化的重要载体。慈云寺自1927年云岩法师重修后成为十方丛林，荼毗作为佛教“戒定慧”修行的终极仪式，体现了“肉身幻灭、回归本真”的佛教哲思；而抗战时期及战后，大量重庆本土名士、市民皈依佛门后，遵嘱在慈云寺荼毗，使这一仪式融入“入土为安、魂归江天”的巴渝民间丧葬传统。张川耀亲历证实，慈云寺荼毗炉是重庆主城近代唯一留存的佛教专用火化遗址，其“僧尼同寺、火化同炉”的模式，既契合慈云寺打破僧尼分寺旧制的包容传统，又反映了近代重庆佛教世俗化的独特进程。这一发掘，让湮没的文化遗存重新回归公众视野，为研究重庆佛教文化、民间礼俗、丧葬传统与社会变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证样本。

从价值重塑维度看，张川耀的研究打破了学界对慈云寺的单一认知——此前多聚焦其“僧尼合庙”“建筑特色”“缅甸玉佛”“抗战僧尼救护队”，而忽视其丧葬文化与宗教仪轨的价值。他通过系统梳理，将慈云寺荼毗与长江水运文化、战时期名人文化、民间信仰文化串联，构建了“寺院—码头—社群—仪式”的完整文化链条。例如他考证慈云寺高僧大德与民间文化名人、实业家交往，并在生前宣介荼毗意义，骨灰或撒入长江、或寄存于寺内、或请回家里供奉，使慈云寺成为重庆文化记忆的重要归宿地。这一价值重塑，极大丰富了慈云寺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其在重庆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地位，为慈云寺的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史料支撑。

二、“亲历、亲见、亲闻”：一以贯之的史学初心与治学范式

发掘慈云寺荼毗的重大贡献，植根于张川耀先生一以贯之的“亲历、亲见、亲闻”史学原则。作为自费、自觉深耕地方史数十年、淡泊功利的学者，他拒绝“坐而论道、抄录堆砌”的空疏学风，坚持“从田野中来、从记忆中来、从实物中来”的治学路径，以“三亲”原则和“真实乃史学生命”自律，贯穿于史料搜集、考证、写作的全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史学研究范式。

“亲历”：地缘扎根与生命融入，让史学有温度

张川耀先生生长于南岸龙门浩，一生未离开故土，谈及慈云寺荼毗，他并非单纯的研究者，而是见证者、亲历者：童年随祖母进香，见过父亲与澄静法师对弈，父亲仙逝遵其嘱，年已十一岁的他，对其父慈云寺荼毗全过程记忆犹新。这种刻骨铭心的“亲历”，让他的研究脱离冰冷的史料堆砌，充满烟火气与人文温度。他笔下的慈云寺荼毗，不是抽象的据悉和摘文，而是“滑杆抬人、天梯攀登、柏木焚香、法师诵经”等场景鲜活、情感真切的家族记忆，这样的史学钩沉让人共情和震撼。

“亲见”：田野考察与实证考据，让史学有硬度

“亲见”是张川耀史学研究的核心方法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持“眼见为实、无证不立”。为考证慈云寺荼毗历史及现状，他不顾高龄实地踏勘慈云寺山顶，寻找当年荼毗炉位置，通过查阅当年《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等，走访名人后裔，让记忆成为可信的史实。这种亲见实证、严谨考据的治学态度，赋予其无可辩驳的学术硬度，确保了每一段文字、每一个结论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亲闻”：口述抢救与记忆留存，让史学有厚度

地方史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留存正史之外的民间记忆、市井风物与社群情感，而“亲闻”正是获取这些活态史料的关键路径。张川耀先生深知，民间记忆是地方史的“活化石”，一旦消逝便无法再生，他这个年龄段与清末民国、建国初期、文革前后、改革开放和零零后新生代都有交集。通过走访、耐心倾听，详细记录他们的亲身见闻、家族故事、历史回忆，抢救性留存了大量濒临失传的民间口述史料，其《故城遗痕》《记住乡愁·下浩》《一条中山路盘活重庆城》以及正在酝酿的《南城旧事》等数十万字文史著述，无不遵循这一理念。

三、精神传承：为地方史学立心，为文化传承铸魂

张川耀先生发掘慈云寺荼毗的贡献，早已超越单一史迹考证范畴；其“三亲”治学精神更是为重庆地方史学研究立心铸魂，提供了可借鉴、可传承、可奉行的价值范式。

在学术层面，他打破了地方史研究的碎片化、浅表化、功利化的困境，证明地方史不是正史的附属，而是独立的、鲜活的、有温度的史学体系。他以扎实的田野考察、严谨的实证考据、鲜活的口述史料，让民间记忆、市井文化、布衣草根、边缘群体进入史学视野，丰富了史学研究的维度与内涵。这种重实证、重田野、重民间的治学路径，为年轻一代地方史研究者树立了标杆，引导他们走出书斋、扎根田野、贴近民间，在鲜活中挖掘历史、传承文化。

在文化层面，他以耄耋之年的坚守与执着，奉行着文化抢救、传承的使命担当。在城市快速推进、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当下，许多地方史迹、民间记忆被遗忘、被破坏、被湮没，而张川耀自掏腰包请画家绘了《下浩12遗痕》《龙门浩26帧历史人文》，邀画界朋友精心绘制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一川大戏院》《南岸真武山望城亭》等遗迹。他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抢救濒危史料，还原历史本真、传承文化根脉。他发掘的慈云寺荼毗遗存，不仅是重庆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更是巴渝儿女集体记忆、文化认同、情感归属的重要载体。这种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城市记忆的精神，激励着、带动着每一位文化、史学工作者敬畏历史、珍视传统、坚守初心，在时代浪潮中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

张川耀先生淡泊自守，不慕荣利，常怀素心，以一介地方文史爱好者之姿，深耕故土，笔耕不辍。其文辞洗练，质朴无华，无空论，无虚饰，字里行间皆是对乡邦先贤的敬意、对历史遗迹的尊重、对文化根脉的赤诚。其学也，有考据之严谨；其心也，有桑梓之深情。正是这份守正不阿的操守与兼怀大爱的人格魅力，使其著作超越了单纯的学术价值，更具直抵人心的力量。读其文，能油然而生爱乡护史之心，自觉守护城市记忆，传承文史薪火。

作者武辉夏：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著名画家

▲赵光锋，武辉夏

钩沉史海觅遗珍，三亲治学见本真——读武辉夏先生《钩沉禅史遗珍，坚守史德本真——从张川耀发掘慈云寺荼毗贡献说开去》一文有感

读罢武辉夏先生此文，深为张川耀先生的治学精神所动容，亦为武先生知人论世的慧眼与胸襟所折服。

张川耀先生以八十三岁高龄，于岁月尘埃中抢救慈云寺荼毗文化，其功至伟。慈云寺作为全国唯一僧尼合庙的千年丛林，其“荼毗”仪轨却长期湮没无闻，世人只知“僧尼合庙”“缅甸玉佛”之表象，不知“肉身幻灭、回归本真”之深义。张先生以“亲历、亲见、亲闻”三亲为圭臬，童年随祖母进香之记忆、父亲荼毗之亲历、实地踏勘之艰辛，将“滑杆软抬、天梯攀登、柏木千斤、法师（诵）经”等独家细节一一钩沉，填补了重庆近代佛教丧葬仪轨研究之空白。这种“为城市存史、为母城留魂”的自觉，恰是史学工作者最珍贵的赤子之心。

武辉夏先生以画家之眼观照史家之心，其评解亦见功力。他敏锐捕捉到张先生“让史学有温度、有硬度、有厚度”的三重境界——“亲历”赋予烟火气与人文温度，“亲见”赋予实证考据之学术硬度，“亲闻”赋予民间记忆之历史厚度。此等评点，非深知艺文之道者不能道也。武先生自己亦是“废纸三千得一鹤”的求索者，故能于张先生的治学路径中照见同道之身影：一个于空白处画鹤，一个于尘埃中钩史，皆以毕生心力追寻“本真”二字。

我曾于1986年参加社会主义学院脱产培训三个月，学院组织我们参观慈云寺时，寺内介绍讲解涉及该寺历史部分并无张先生考证之内容。

读毕沉思，张川耀先生以耄耋之龄坚守史德本真，武辉夏先生以丹青之笔传扬治学精神，二人虽领域不同，却同怀一颗“为母城留魂”的赤子之心。城市之记忆，非钢筋水泥所能承载，乃赖此等默默守护之文史工作者，于青灯黄卷间、于田垄巷陌中，一笔一划、一字一句，为后人留住来时的路。此等精神，当为吾辈楷模；此等文章，值得再三品读。

——重庆市民盟报原主编，诗人赵光锋

2026.6.20

主编：钦泽

审核：薛成毅